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构的是统一战线联盟的共同意志和话语。
法律规定：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注释:[1]2010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作关于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提出，一步到位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并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人大代表，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能够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选举法规定，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登记，不得重复登记广东省按照选举法规定进行登记并予以公告，法律规定登记的选民名单必须于选举日20日以前公布。只有应选民要求时，由选举委员会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问题，选举过程基本没有候选人意思表示{3}。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登记以后新满十八周岁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选民如何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却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很强操作性的具体工作。
总之，选举法确定平等选举权原则与界别平等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直接冲突，落实界别平等具体实施措施经常受到质疑，被批评为损害公民选举权，也损害公民被选举权。由于选举法与地方选举法实施办法等都未对选民如何联名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在2011年《选举法》修改后的首次基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公众参与选举热情高涨，激活了许多沉眠选举法规范，也暴露了选举操作规范的缺失与不透明。学者David A. Supper的论述比较实际，直接挑战委外契约之效率或成本，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福利计划私有化之行政契约，而不挑战政府职能私有化之合宪性。
故PPPs在行政法总论下，已有其一定之地位，而与流行之议题如私营化、国家瘦身、去管制化、国家调控等相呼应，不外系对现代政府所认知之秩序法制危机、社会技术变迁、行政改革等要求所作之回应与新之观察领域。三、德国公私合伙制度之进程1.源起。公部门执行公权力在公私合伙中，并未退居第二线。又根据英国审计部在2007年之调查，经由PPPs之有效推动，已完成三大进展：（1）有效提升财政收支效率，触发民间参与活动，达到物超所值（Value for Money, VFM）。
其也始终对自我管制产生疑义，就以英国之PFI及PPPs之参与者而言，均为民间庞大之财团与企业，拥有高度之专业知识与技术。在德国方面，严守行政程序法下之公法契约，仅限于隶属性之行政契约以及仅具有公法效果之合作型契约及投资型契约（该德国行政程序法之修正案，还在审议中，迄尚未通过），则私法效果之合作型、投资型契约交由民事诉讼谋求解决。
又学者Ellen Domin迳认私有化下之外包契约，不当地将私有化意义下之顾客视同行政法上之公民，仅是购买服务满足顾客，而忽略行政法下公民积极参与之自我统治（act of self-governance）,致政府隐藏在私有化下背后，阻止其与公民直接接触之机会，确非责任政治应有之现象，笔者认为Ellen Domin之论述，比较与德国公法遁入私法行政之理论相类似。（2）公法下政府契约之民主正当性。公权力系法律分配力量与责任之结果，其在法理及政治上对本身之执行力负责，无论其直接运用，经由契约、或其它之机制。其目的当然系利用境外之廉价劳力，降低社会给付之成本，追求利润极大化，维持效率及质量。
最严重者，系公法契约在公私合伙中如何被定位问题，因为PPP下之合约，必为一年以上之长期契约，私人当然希望被定位于私法契约，而学术界及政府希望藉由契约之管制与监督达成公法上之价值，提升公共服务之质量，两者似很难取得交集点。按德国立法例及实践，对公私合伙下之契约限缩于公法效果之合作型契约，确属令人激赏。而私法部门有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强化服务质量之私法价值（当然也可融会成私部门之公法价值），两者欲兼顾，实系缘木求鱼，公部门之价值可能被私部门追求最大利益之价值所取代。特别系属于社会福利计划之给付项目经私有化后，其所强调之效率、成本系与社会基本权之利益相冲突，私人利润极大化后之结果，必然吞噬基本权之内容。
如果契约订作者违反契约，致契约无法履行，政府必须承担剩余责任，否则第三人之社会基本权有中断之疑虑，则欲寻找称职之公务员，接手原社会福利计划业务，才是最根本无法解决之问题，故其直接挑战政府职能私有化之正当性，以私有化无法提高效率及节省成本为由，强调追求经营绩效与最大利润之市场化，不可与政府职能私有化混为一谈，根本上其欲减少社会福利契约外包之数目，从源头上解决社会福利计划私有化之影响。由于美国没有类似英国公法上之政府契约及私法上之政府契约之分野，亦无大陆法系国家之行政法对行政主体严格之定义与区分，致政府之职能在实现给付行政、保障公民社会基本权方面，多采取对外购买服务之方式，由私人提供给付及专业之服务，并以订立契约之方式与私部门分享公权力。
五、结论从以上对英、德、美公私合伙发展现况的比较，可以推定英国从PFI至PPPs之演变，已成功地整合私人资金、社会资本与技术，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在政府契约导引下，成功地发展出公法下之政府契约（public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及私法下之政府契约（private law of governmentcontract）的模式。另外，Jack M. Beerman教授从行政程序之正当性切入，认为行政程序法与信息公开之相关法令，应适用于外包契约之订作者（contractor），且行政机关应要求该契约定作者揭露，公开必要之重大信息（material information），如未揭露，视为契约无效之主因，又Paul R. Verkuid教授也指出，政府职能有其公共面向，凡涉及公共政策议题，公部门相关机构不能任意被更换（笔者按：美国自1996年社会福利计划私有化后，各州取得国会之立法及联邦授权，不仅对外购买服务，并且将原管理社会福利计划之州机构与公务人员一同裁并，委托相关职能予契约订作者，致毫不尊重公部门，不宜任意撤换之公共议题）。
（3）活络市场经济，协助私人开创新的事业机会，有效率地分配资源，民间可承作公共事务，政府立于督导与监督之地位即可。对外购买服务时，形成下列三种现象：私人部门可以经由行政委托进行资格审查。遇有争议时，由司法审查决定契约定作人于执行公共职能时是否已取得公权力之身分（public statues）。根据英国法学者C. M Donnelly之看法，公权力（publicauthority）一开始即不得剥夺本身之公共力量与责任（public powers and duties），且赋予执行力，供契约定作人（contractor）使用。（2）信息不对称与管制功能丧失。而属于社会福利给付之设施行政，居英国全部PPPs业务量之第二位，迄未闻有重大弊案及争议，足证英国之政府契约在完善的公法架构（public law scheme）下，运行于PPPs之中，必须归功于司法审查之强力介入与公证性。
根据国会国家审计部（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之统计资料，美国大部分的州于购买服务时，均有境外契约（off shoring contract），即政府公部门及人员（state official and organization）并不直接与境外之契约订作人接触，而系与本州境内之契约订作者（state contractor）签订合同，再由后者转包该契约服务事项予境外契约订作者。则行政机构应正视契约外包后，执行面所减损之责任政治，如少做事，赚到分数，而影响美国公民之权益，并非契约价值所在。
（1）政府契约的公法架构。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舍契尔夫人（M. Thatcher）为解决财政赤字、公共服务质量低落问题，推行政府再造与行政改革措施。
仅能产生基本权第三人効力之问题，即国家须保障该私部门对第三人（公民）之给付品质。（2）食品与儿童营养计划（Food Stamp Programs, FSP）: 31个州己有境外契约，内容为客户服务功能、事后追踪与审计。
而国家与照护提供者应系公法行政关系，监督后者对被保险人（公民）之给付应有一定质量，则产生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于此照护提供者自然不能主张基本权，而系应由受益之第三人主张之。反观台湾地区，一味将投资契约视为私法契约，忽视政府参与公共建设、扩大投资、本身即具有公权力行使之现实，不论投资项目属基础设施行政或社会福利计划之给付行政，仍为公权力所及之范围，如一律以私法契约视之，将违反法之秩序与安定性。最令人称道者，系基础设施下之PPPs，如伦敦地铁之公私合作及英法海峡铁道之公私合作模式，均引人称颂。所以，在德国反而担心公部门避难至行政契约，进而遁入私法，造成法治国门户大开之状态。
事实上，公、私合伙本来就是公、私部门对其各自公法价值协调下之公法契约。但笔者始终认为，政府职能私有化后，契约外包或外包后之境外转包已取得了民主正当性，且在宪法上有其立论之基础，欲以公共价值或公共利益挑战政府职能私有之地位，多疑系椽木求鱼，如果州长或州之立法者欲以行政力量强行禁止契约外包下之境外转包，或迳认境外转包之契约无效，将直接受到违宪审查之挑战。
如果政府以PPPs之方式欲建立智障者之照顾保护及医疗设施，以促进公民社会基本权之实现，就公权力之立场而言，该PPPs之契约应为公法上之政府契约。其次为健康部（Department of Health）金额共56亿英镑，进行94个PPPs。
影响所及，欧盟执行委员会于2004年4月30日提出公私协力及政府采购与特许欧盟法规绿皮书，及针对公、私部门间兴建、资助、修缮、维系公共建设及提供服务为目的等合伙类型，据以规范。唯学者的见解自然较行政与主法前进，兹以学者P. J. Tettinger的见解为例，其主张凡公私部门合作履行公共任务者，均可涵盖于公私协力之概念之中。
而最佳实务经验就是妥协之结果，公共价值于此政府并不是在塑造一连贯之共识与政府价值，而系与多重之利害关系人对话，处理冲突及不断变更之公共价值。在德国传统行政法体系内，借着行政一体的诉求，强调高权之制裁与强制执行，以个人权利之保护架构于自由法治国及社会法治国宪法之内，则凸显了行政处分之重要性，其百年来，确实提供了避免行政恣意之手段，在法治国原则下，确保了民主正当性及民意之监督。即公部门与私部门角色分配并不会使国家在达成有公共利益价值之任务时，居于次要地位，该国家权利形成之变迁就是与私部门合作，且自我控制之调控组成，国家权力之行使实质并未改变。其中，影响最深远是实施挹注私人资金（Private FinanceInitiative, PFI），引进民间资金、技术、管理能力，在公、私合作之架构下，从事干预行政、给付行政、基础设施行政之公共任务，达成高效率、高效果之行政目的，舍契尔夫人于1996年成立之公私合伙方案（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gram），在公私财政会议（Private Finance Panel）督导下，辅导地方政府引进私人资金，推动私企参与地方自治之建设与服务。
即公共价值下之服务质量、公正、确定、低价、负责（accountability）及守法（integrity）系自然法则，应有政府保护，必须建构PPPs之契约制定及稽核管制之中。即利害关系人和公共政策之形成过程，公共价值成为两者权力竞赛之博弈。
于此，正凸显出德国社会行政法之价值，其将公民社会基本权纳入行政法各论下之行政任务，故属于公私合伙之社会给付契约，自然限缩于公法效果之合作契约，框架在行政程序法之章节之中。美国在PPPs之发展过程中，行政法学界多以私有化（privatization）契约外包（contract out）、委外代工（outsourcing）或市场化（marketization）等专有名词处理之。
从英国审计部报告，似乎可以断定，英国实施PPPs已逾20年，迄今成效良好，达到物超所值之评量。行政法各论下之行政任务，不可能由具有私法性质之合作型契约予以达成，无论该行政任务之内容系PPPs之国家投资或政府采购。
